今年以来全国累计发电量增速已超过5%

为发挥股权众筹在促进创新创业的作用，我国和美国均对股权众筹豁免登记审批，实施登记备案制管理，但为了防控风险，对发行人施予信息披露要求和反欺诈及其他责任条款，对众筹平台提出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和保护、资格审查、监督资金使用等要求。

由于本文的主旨不是讨论创新，我们仅简要列出创新需要的制度改革：加强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潜在GDP由技术和资源的数量决定，货币、财政政策对技术和资源的数量没有影响，因此与经济增长无关。

图六、中国非金融机构负债对GDP比率。这不是问题，非常时期可以由议会授与央行相机决策的权力，就像2008年美国国会特批7千亿美元的财政救助一样，危机结束后收回央行便宜行事的权力，恢复执行货币政策规则。第三、经济增长靠的是企业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政策刺激。天下本无事，庸人/智者自扰之，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政策实属多余之物，作为货币发行者的中央银行甚至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十之八九——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货币超发都是财政赤字引起的。

可笑的是，凯恩斯主义者硬把美国经济的复苏说成是数量松宽的功劳，他们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欧洲也进行了几轮数量松宽，经济状况至今不如美国。现在回过头来看，若非那时清理了银行不良资产，补充银行资本金，中国金融体系能否经受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都是很难说的呢。二是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需要获得相关金融监管信息。

按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30%的家庭金融资产将用于养老，资金规模大概60万亿元。迪瓦特旁（Dewatripont）和梯若尔（Tirole）等人的研究，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金融监管，指出由于监管者容易受政治力量的影响，或被监管俘获而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因此监管的自由裁量权应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相匹配：对独立性较强、能将公共利益内化为自身目标的监管者，可以被赋予更多的相机监管的权力。一国的金融模式与该国股权融资发达程度、市场竞争程度、法律体系、金融业综合经营程度等相关因素相匹配、相适应。改革完善养老金体制，应充分认识养老金具有社会保障和金融中介的双重属性，重视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融资功能，养老金通过引导养老储蓄投向长期投资，既实现基金的收益性，提升养老金的吸引力，又能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和企业公司治理的改善。

近年来，我国推行市场化债转股工作，本意是探索通过金融市场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现阶段要降低杠杆率、为企业补充资本金可能仍需参考日韩模式和莱茵河模式，允许银行适当持股并积极发挥股东作用。

宏观审慎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施加更高的监管要求，要求订立生前遗嘱，基于大而不能倒的隐性保护而提高监管约束。我国探索地方政府破产制度，要明确：财政破产不等于无政府，政府对治安、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事项继续提供服务和保障。一是定位于降低财务成本而非改善公司治理。比如，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外部股东对企业经营构成有效监督，是防范并承担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因此银行作为偿还优先级较高的债权人，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可依靠企业内部治理，只在企业经营不善时介入，银行控制和影响企业的主观意愿相对较低。

全国统筹，以盈补缺，会挫伤养老金盈余省份的缴费积极性，也会降低亏空省份弥补空额的动力，形成不缴、少缴亦享受养老，养懒人的负向激励。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要关注规模和数量。实际上，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的支付体系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完全具备分段计算、归集发放的技术条件。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我国曾在一段时间过度迷信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寄希望于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刺激增长，通过增量扩张来消化存量矛盾，政府替代市场配置资源，阻碍了市场自主出清的过程，导致一些结构性矛盾固化并加剧。

2017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 55.1%，比上年高 4 个百分点。二、金融体系及其功能应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经济金融全球化环境下的国际竞争，制度是关键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环境下，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

只有淡化M2、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指标，才能真正淡化GDP增长目标，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近年来，随着相关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在金融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是连接各经济部门的重要纽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应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框架下，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要真正落实简政放权，让民营资本参与到垄断性行业。而随着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占比提升、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金融资源配置应逐步转变为总量稳健、结构优化，对于资金流向、资金配置效率的关注度需进一步提升。既要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又要充分吸取前期改革的教训。微观审慎监管通过明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金融机构风险总量（总资产）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有资本）相匹配。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制度的竞争力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制度的竞争力。

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济人，其市场地位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私募股权等理论上更合适的债转股投资主体既无法提供如此大体量的资本金，同时自身存在发展不规范不健全的问题，企业去杠杆、补充资本仍需依靠银行、保险的资金支持。

而我国的实践中，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财政在三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资金缺口仍然较大，倒逼货币政策不得不承担部分结构调整的职能，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总体效果。只有金融市场形成比较完备的资本投资机制以及相配套的中介服务体系，才有可能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控股公司模式就是探索社会所有或 基金（社保基金）所有代表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新模式。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退而不出是产能持续过剩、市场难以出清、经济活力降低的直接原因（何帆，2016）。做好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金融工作，改革是关键。（二）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 上世纪90年代，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一度出现分离趋势。从政策角度讲，明确绿色标准是前提，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关键，探索绿色金融创新是重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是方法，切实防范风险是底线。

目前各国都在推动结构性改革，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坚定更扎实，制度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选择了就要坚持，不能一遇到挫折就叫停IPO。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创新为首，而创新发展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有力支撑。而监管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机构，权威性强、传导快，具有引发内在货币剧烈调整的威力，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银行持有企业股份总计不能超过银行资本的60%。四、结语：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以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为纲、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带动金融改革全面深化。

国资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从各自利益出发，制定各自的原则，实际上还是在搞部门所有制和封建式监管，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考量，走的依然是行业主管部门全面管企业的老路，由此产生的政资政企不分、发展和监管职能不分、企业经营行为和资源配置违背市场化原则等弊端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企业部门没有市场出清，金融部门也没有实现市场出清。第三，从监管层面看，财政作为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越位和缺位并存。党的十五大就已突破了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的论断, 提出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多数企业虽然已经初步搭建了三会一层的治理架构，但公司治理在内容和质量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形似而神不至。金融市场合理定价、市场之间紧密关联，能够实现资金价格的联动和传导，是货币政策转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重要前提。

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控政策，侧重于短期总需求调节，结构调整并非强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台沃尔克规则，英国出台围栏法则，欧盟发布了卡列宁报告，其改革方向是完善综合经营的监管规则和风险防范机制，并没有颠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大格局。

比如巴杰特法则明确要求最后贷款人的流动性支持必须以合格的抵押品和惩罚性利率为前提。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推进、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资管新规等监管政策出台，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分割和定价扭曲正在逐步消除。